提起卫挺生，现在社会上大约没有几个知道他了。但在民国时期，他在经济界却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曾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新中国成立后，分别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新编《湖北省•人物志》、《襄樊市志》、《枣阳志》都有他的传记。其家乡《枣阳志》是这样为其立传的：卫挺生（1890——1977），亦名体国、绍浚（应为绍渊，作者注）、韬，字申父、琛甫，号经野。（湖北省枣阳市）双河镇 ，生于地主绅士之家 。1906年东渡日本就读于大成中学，返国后，相继就读于武昌两湖书院、高等矿业学堂、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11年9月，以公费留学美国，在西根州立大学文理学院及商业学院（应为密西根大学，作者注）、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及商业学院攻读政治、经济、财政、金融等科，获得商业管理和文学两个硕士学位，精通中、英、法、德、俄、日六种文字。1920年回国后，于南京高师任教，参与筹办国立东南大学。次年去北京任美国人端纳所办“经济讨论处”英文撰述员，后任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秘书，并在燕京大学、朝阳学院、盐务学校兼课。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以财政部次长钱新之荐，卫任关务署税科长,同时在交通大学兼课。次年10月，出任立法院立法委员，设计《财政管理法》起草《公债法》、《预算法》、《会计法》、《统计法》、《公库法》、《决算法》等一系列财政法规和提出实行四级财政，划分收支系统，以堵塞贪污等建议，未被当局采纳。主张实施市政现代化，地方市政化，市镇公司化，市民股东化，市民代表董事化，市、镇长经理以及其他治国方案，均未得到有效施行。1938年6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卫无意就职，陈诚一再电邀，始回鄂。8月，卫出巡鄂北14县，举发失职县长2人，惩办不法区长2人。不久，卸任湖北省政府委员职，专任立法委员，代理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及烟专卖局副董事长，同时兼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中央政治学校计政学院教授。卫主持起草《公司法》，参加了《土地法》与《宪法》的起草和讨论修改。1943年春，卫视各地苛捐杂税太多太重，乃草拟了《地方税捐条例》，报财政部长孔祥熙获准，在全国第二次财政会议中讨论通过，废止杂税杂捐，但上行不下效，各地税捐仍有增无减。1945年（应为1944年，作者注），以中国财政代表团顾问身份出席在美国召开国际平准基金协会，经卫力争，中国当选为该会常务理事国，得以在国际金融组织长期保持“四强”之一的地位。1948年，卫去香港沙田华侨工商学院、菲律宾马尼拉大学讲学。次年秋至台湾大学图书馆作《徐福东渡事》研究（应为1948年卫去香港在华侨学院、香港书院、新亚书院、珠海书院讲学，1949年到台湾大学图书馆作徐福东渡事研究，写作徐福东渡记，书稿写成后，定名为《徐福入日本建国考》出版。1953年11月飞往马尼拉市，在菲律宾大学任教授。作者注）。1956年8月，到美国哈佛大学植物标本馆，从事药用植物资料的翻译工作，并利用该馆藏书，致力于学术研究。1977年5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病逝。他的遗著有《穆天子传考》、《山海经今考》、《徐福入日本建国考》、《驺衍子今考》、《南美三强利用外资兴国事例》、《欧战中英法美之金融》、《战时财政》、《财政改造》、《中国主计制度》等收。其《徐福入日本建国考》在国际学术界颇有影响。志书只能撮起要记其一生。为对其有个深刻地了解，现张其细节，摘几个片段记之，以飨读者。
两公函平息“挤兑”风潮1921年4月，应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之邀,卫挺生就任该行的英文秘书。这年10至11月，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因所存关税税款得出，引起全国各地兑换券持有人恐慌，发生“挤兑”风潮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太平天国时，上海及沿海若干商埠，因清政府无法征收关税，乃委托英国人在这些商埠征收“值佰抽五”的关税交清政府。太平天国失败后，英帝国要求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由英国人充当。民国时期，北洋军阀政府继续承认旧约有效，故此时的海关总税务司司人员是英人安格联。安格联不但主持收税，而且主管税务存款。当年他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营业不稳为借口，将原存入这个银行的关税收入款移交英商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顿使中、交二银行“头寸”空虚，引起持券人恐慌，发生“挤兑”风潮。风潮起时，中国银行一方面函请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张贴告示，命令银行停兑，禁止群众挤兑；一方面总裁冯幼伟、副总裁张公权及卫挺生等人商量对策。卫挺生立即建议，此事应根据国际公、私法、中英条约及中英两国之一般官规立论，向安格联抗议其“违法失职”，促其立即恢复中、交二银行之关税存税。其建议得到首肯后，由卫挺生执笔以中国银行总裁名义作英文公函向总税务安格联抗议，其公函大意为下：“安格联爵士：你是英国国籍，但同时又是中国官吏。在你的中国官吏身份盡，你的官吏行为，依法应该对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负责。中国政府向来依法指定中国、交通二银行为国纸币的发行银行及国税的收存银行，你无权变更其地位。汇丰银行与麦加利银行，虽与你个人同其国籍，但该两 银行对中国政府及对于中国人民却是两个外国银行。在你对中国人民而为公仆的身份，并不曾授于你任何特权，许你将中国政府的税款自两个中国国立银行取出而移存入外国银行的，你的行为，违法失职。你应该负责立予更正，立将违法移出之款，依法移还存入中国、交通二银行。”此公函发出后，驻北京英国公使馆立即来函，为安格联助威。其函大意云：“安格联爵士，乃英王陛下之高贵臣民，今在华横遭贵银行所领导之舆论，妄肆毁谤攻击，殊欠友好。特此抗议。”卫挺生接此复函后十分义愤，又立即以中国银行总裁名义复函：“公使阁下：安格联爵士虽为英国贵族，却已接受中国政府任命而为中国官[align=center][/center][align=center][/center][align=center][/center][align=center][/center][align=center][/center][align=center][/center][B][/B]
来自《炎黄》杂志2003年第5期
